THE LONG REVOLUTION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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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者,雷蒙德61威廉斯之于文化研究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在他的理性且又不乏激情的笔触下,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与基本思路得以显现,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威廉斯几乎是单枪匹马地使文化研究彻底摆脱了相对粗放状况,他以一系列内容极其丰富且充满睿智的工作为这种研究打下了基础” .这种基础便是在威廉斯的三本最重要的文化研究著作中打下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关键词》.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选取了18世纪晚期以来至20世纪中叶的四十多位著名的思想家,通过分析他们关于工业革命以及由其带来的文化与社会变革诸问题的不同态度,梳理了文化观念的变迁历史,同时做出了一种观念重建的尝试,即在梳理传统的基础上,依据现实社会的变化与自身的经验观察,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文化社会观念.这种尝试在《漫长的革命》中得以延续并扩大.在全书的一开始,威廉斯就指出,“本书是作为《文化与社会》所开启的工作的一个延续来计划和写作的” .如果说《文化与社会》开创了文化主义的传统,那么《漫长的革命》便深化并充实了这一传统,正是在这本书完成以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思想才真正实现了与利维斯主义的决裂,形成了文化主义的基本观念. 在此书中,雷蒙德61威廉斯首先展开的是《文化与社会》中未竟的工作,即重建一种基于社会经验的文化理论,之后,威廉斯以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详细考察了英国文化领域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威廉斯回到“漫长的革命”这一主题,以他所理解的那种社会变化观对其所处时代的英国社会进行了批判性阐释,并试图立足于文化领域勾勒出一幅理想中的社会蓝图. 一、何谓漫长的革命? 自18世纪以来,英国以及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令人乍舌,直到威廉斯写作此书的时代也仍未完成.在威廉斯看来,这场革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治革命,事实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 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改变了人,也改变了制度,在数百万人的推动下,它在不断地扩大和深化,也不断地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既有赤裸裸的反动,也有惯常的形式和观念所造成的压力.这是一场难以定义的革命,波澜起伏,经久不息,以致我们很难不迷失在这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当中. 威廉斯将这场革命概括为三个部分,民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文化革命.民主革命的核心观念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这包括大众革命、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以及争取选举权的斗争.这场革命不断冲击着原先建立在等级分化基础上的专制制度,旨在发展出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工业革命表现在经济领域,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这种变革不单是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对社会的民主革命产生了或刺激或延缓的影响.除此之外,在人们的思想与感觉领域也发生了一场积极的革命,这便是文化革命,其核心在于对扩大受教育群体与提高教育文化水平的渴望.而在此之中,威廉斯所要强调的是这三种革命从来都不是彼此分离的,正是这三种革命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 对待这场革命,威廉斯不同于传统的英国思想家,自始至终,威廉斯所持的大体上是一种赞同的态度,并积极为其提供思想支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把这个伟大的转变过程命名为漫长的革命,是想学着去赞同它,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给予它足够的赞同” . 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威廉斯所做的工作就是提供一种理解这场革命的思想方法,并利用这种方法去审视并解释发生在历史和当下英国的文化与社会革命,包括对革命未竟状态的批判与对前景的构想.同时须要指出的是,威廉斯的这一努力总体上是以对文化革命的分析与考察为主线的,但他也从未放弃对其他生活领域的关注,通过这种方式展现了一种尚未言说的“文化唯物论”思想与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 二、理论的重建——文化分析 要理解这场漫长的革命,尤其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必须先理解文化的内涵.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首先要完成的就是这一任务：对文化活动与文化观念的再解释. 1.创造性的心灵 艺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以及这种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现实,这些在艺术理论历史中是饱含争议的.通过检视柏拉图以降的各种艺术理论,威廉斯勾画出了一幅关于艺术性质的理论地图.这之后,威廉斯借助J61Z61扬的生物学理论,提出人类通过感觉系统与心智活动所经验的现实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的一种创造： 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遗传和文化学习这些规则,这是一种创造,因为只有在学会这些规则之后,才能形成各自有别的人类世界,形成其文化所界定的日常“现实”.特定的文化有着对现实的特定描述,拥有不同规则的文化创造了它们自己的世界,即其传承人平时所经验的那个世界,在此意义上说,对现实的描述也就是创造.负有这些特定文化规则的个人也能够改变、扩充规则,引入新的或是修改过的规则,这样就能体验到一种延伸的或是不同的现实.所以,新的现实领域是可以被“揭示”或是“创造”的. 同时,他又强调,“这些关于知觉的事实论据绝不会把我们引向另一条唯心主义的路,它们不会要求我们去假设一切现实都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而是坚持认为人的所有经验都是对非人类现实的一种解释” .在这里,威廉斯所拒斥的是一种主客观二元论的思想,所期望达到的是一种主客观的统一. 既然人类所经验到的现实也是一种创造,那么之前种种的关于艺术与现实的争论便失去了意义,现实永远都是人们经过创造性的心智所体验的现实,而不是横亘于人类之外的现实.既然如此,创造性就不是艺术活动的专利,艺术也不再因为自身的创造性而被指责为脱离现实.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提出了自己的艺术理论：艺术是人类社会众多描述和沟通方式的一种,艺术活动就是艺术家通过使用一种习得的技艺向外界传达自己所认为有价值的经验.沟通是艺术的关键所在,艺术家把自己的经验以某种形式传达出去,观众则通过调动自己的知觉对这些经验进行再创造.从这一层意义上说,艺术所传达的意义既可以是某种新意义,也可以是某种社会共同意义.评价一件艺术品成本的关键在于艺术家的所形成的经验能否得到充分的组织,即艺术家能否找到分享这种经验的最有效手段. 通过这样的理论建构,威廉斯重新定义了艺术的地位,并将艺术与平常的生活联系了起来.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艺术不再是区别于日常活动的特殊活动,而是一种传播手段,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解,在不断的变化中组织着人们的共同意义.这就为威廉斯接下来进行的文化定义与分析打下了基础. 2.文化分析 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总结了“文化”一词的语义演化过程,文化在最初意义上是指“对自然成长的照管”,此后类推为人类的训导过程,在19世纪经历了四种转变,第一个意指“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第二层意思为“整个社会智性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艺术的整体状况”,到19世纪末又产生了第四层含义：“包括物质、智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整体生活方式” .威廉斯在写作《文化分析》一文时,再次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概括分类——“理想的”,“文献的”,“社会的”.根据他的总结,第一种定义强调的是人类根据某种绝对或普遍的价值而追求自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第二种定义则是记载了人类思想经验的思想性和想象性作品,第三种定义则把文化视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与之相应的文化分析的任务就分别是对生活或作品中构成了永恒秩序的价值的发现和描述；对作品进行批评性分析；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中或隐或现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威廉斯强调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必须把以上三种定义视作一个整体,关注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与现实中的复杂组织联系起来.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研究,既要关注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又不能消极地将这些文化当做社会关系的副产品,进而彻底否定了文化中的普遍价值.在威廉斯看来,“问题不是要把艺术和社会联系起来,而是要研究所有这些活动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中抽取任何一种活动,但绝不能承认它具有任何优先性” . 紧接着,威廉斯提出了一个“感觉结构”的概念.对文化的分析需要关注其所处时空幻境中社会生活方式各因素间的关系,以及特定时空下人们对自己所生活其中的生活性质的感觉.这种感觉方式既不是弗洛姆的“社会性格”也不是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而是一种更内在的共同因素的感觉.威廉斯将其表述为感觉结构,而正是在艺术这里,这种感觉结构得以表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带来的特殊的、活的结果,正是在这方面,一个时代的艺术——它容纳了这些因素,包括独特的论辩方法和调门——有着重大的意义.正是在这里,这种独特性有可能得到表现——通常不是有意识的,在艺术这里,实际的生活感觉,使沟通得以可能的深层的共同性,都被自然地汲取了. 在此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区分出文化的三个层面,一是特定时空下的活文化,其次是被记录下来的文化,最后是选择性传统的文化,它是联结活文化与某时期文化的因子.特定时空下的活文化通过艺术等方式被记录下来形成文献性文化,如果我们据此就认定原先的感觉结构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被当下的人们充分理解那就错了.实际上,“这种记录是被吸收进一个选择性传统了” ,这种选择性传统一方面精心挑选出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另一方面留下特定社会的历史记录,就这样,以往活文化的一大部分被这种选择性传统废弃了.这种选择会受到当时时空下诸多利益因素的制约,特定社会中的传统文化总是与其当下的利益体系和价值体系相适应的.因此,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分析,必须考虑到这种选择性传统的作用,通过审视这种选择发生的过程,揭示当时环境中的实际状况以及生活于这一环境中人们的感觉结构. 3.威廉斯的社会观 接下来,威廉斯把分析的视角从文化转移到了整体社会上来,他首先探讨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批判性地检视了“个人”概念的演变历史之后,威廉斯根据对经验的观察总结出六种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成员”,“臣民”,“仆役”,“反叛者”,“流亡者”以及“漂泊者”.在此之上,威廉斯展开了对工业主义引发的个人主义观念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强调个体间互动交流的共同体理论.威廉斯拒绝把个人与社会孤立开来进行抽象的分析,他说到： 在看似不同的个性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观察、选择、比较调整的系统,它和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社会系统一样的精密复杂.这种特殊的组织,我们可称之为个人,其存在是以某个更大的组织为条件的,如此它才能在根本上得以延续. 社会组织对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也并不意味社会中的个人就是千篇一律的,相反,社会中的个体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些具有独特性的个人通过交流过程创造并扩展了组织,这里存在着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这样个体本身的重要性与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众多个体的重要性同时得到确认,进而为一种参与性民主的社会理论提供了基础. 在结束了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之后,威廉斯扩大了自己的讨论范围,他认为无论是封建的、贵族的社会观还是经济个人主义的社会观都只是将社会中某一方面的因素挑选出来置于其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核心,缺乏对社会中的个人的真正利益的关注.工业主义、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里,“没有人活于其间,活着的只有阶级、消费者和各种惯例”,个人反抗的结果便是将真实的个人与社会体制对立起来,结果“社会的最后形象616161就是将社会与人分割开来的那个形象” .基于这种批判的立场,威廉斯提出了自己对社会形象的理解.在他看来,“对于社会的思考必须从对人的相同假定出发,根据社会中所有人的一般需要来评判工作、政治和财产,而不是简单地认可某个特殊系统并接受它的种种定义” .在社会关系中,除了决策系统（政治）和维持系统（经济）之外,还应当包括学习和传播的系统,基于生命养育关系的家庭关系系统.对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既不能将其贬低为服务于其他系统的工具,也不能理想化社会关系中的唯一重要因素.社会的真实形象需要在这四个系统共同作用的实际关系中去发现.这四个系统在现实生活中是彼此交错互相影响的,任何一种社会变化都是基于这种系统间的密切联系而发生的. 三、对经验的反思——新型社会的构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威廉斯展开了对发生在英国的这场漫长的革命的经验性审视.在这里,威廉斯主要考察的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的变革,对于这种安排威廉斯解释到： 关于英国工业的兴起和民主的发展,我们已经有了相当充分和连续的记述,但关于我们的正处于扩展中的文化,却还没有充分的历史记述：这个过程的某些部分已经被记录下来,但它们常常被塞进关于变化的种种说法之中,在我看来,这些说法似乎都有意或无意地建立在某些偏见的部分之上,而这些偏见则是当代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 威廉斯希望通过还原这段文化革命的真实历史来纠正这种关于文化的偏见,事实上,这种偏见就是以利维斯主义为代表的“少数人的文化”的观念.在关于种种“大众”文化品质的争论中,威廉斯所依据的是一种历史分析的方法.以当时传布最广的印刷品——报刊为例,威廉斯在细致地考察了大众报刊发展的七个历史阶段之后指出,报刊史必须放在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内部来解释,不同风格报刊形式的出现与发展是受经济与社会的复杂变革影响的,同时,经验的数据表明所谓的“大众报刊”并非是“大众们”的专享品,在他所在的时代,富有和宽裕阶层阅读的最多的不是严肃的《泰晤士报》,而是“大众性”的《快报》.在《读者大众的发展》一章中,威廉斯提到,这种所谓大众文化也不是当代的产物,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所谓的“流水账”式文化,而且很多现在被我们视为优秀的作品在其所产生的时代并没有得到当时精英们的认可.在这里,威廉斯强调了外在的社会条件对于这些大众文化的产生所发挥的影响： 我认为有这么一些条件：时代的不健康,紧张,青春期成长的骚动,以及工作后的疲惫,在笼统地谴责“沉溺性的阅读”时,这些都是很容易遭到忽视的因素. 在这些“沉溺性的阅读”中,存在着无害的沉迷和有害的沉溺的差异,社会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创造条件,尽量减少投机商对文化创作的干扰,降低这种有害的成分.在威廉斯看来,大众文化这一形式本身不存在品质的问题,它的出现或者演变是一种整体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而大众文化的众多内容中确实存在的低劣的一面,但他把造成这种低劣的原因更多地归结为追逐利益的商人们对文化的投机行为,而不是这种文化的使用者——传统观念中的“大众”. 完成了对文化革命的检视与讨论之后,威廉斯把分析的眼光拉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这场漫长的革命并没有结束,威廉斯希望通过对当下英国的现实情况的分析提醒人们,工业革命、民主革命与文化革命距离它们想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纳入其中,各种劳工运动机构堕落成为投机性的组织,“市场与消费者”的观念阻止了我们去思考经济活动的真正使用范围.“不再是社会控制经济生活,而是经济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社会”,人类活动被简化为可预测的“需要模式”,“从而直接导致那种有着明确目标的社会思考日趋衰弱” .与此相应的是民主实践的萎缩,“我们虽然有很多民主的形式,但它们却不断地遭到扰乱”,这就在政治上确保了工业主义的社会形态.其结果的另一方面就表现在“阶级”这一观念上,似乎阶级已经变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过时概念,而事实却是“一种基于出身的社会分层转向基于金钱和实际地位的社会分层” .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最有可能对此作出有意义回应的能力来自文化领域.然而现实的文化领域却在很大程度上遭受到投机商的控制,他们不关心文化的质量,只在乎眼前的牟利,而这一切正是资本主义组织化的结果,要实现社会与文化的转变,就要找到替代当前资本主义的方案,威廉斯所设想的方案是一种经过改良的社会主义方案,“当生产者不能自己拥有生产工具的时候,生产工具归其所信托的共同体所有,并建立一个能够维护这种信托关系的管理机构” ,公共财政为文化的生产提供资金,而文化的标准则是由创作文化的人来制定. 四、漫长的革命与我们的文化 《漫长的革命》一出版就遭到了当时英国思想家的猛烈攻击,攻击的目标就是威廉斯在这本书所表达出的左翼立场与文化观念,即使是当时的左翼思想家似乎也对“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论述甚为不满.可是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威廉斯最大的贡献恰恰就在于这种整体性的文化观.艺术或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性的突出表现从来都是与人类整体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与社会并非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系统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以及家庭关系系统之间存在的密切的互动,这一点无论在文化的产生还是发展中都是确定无疑的.在探讨文化问题时,有两种倾向尤其需要避免.一是贬低文化艺术的重要性,将文化降低为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工具；一是过度拔高文化的地位,将文化艺术视为人类追求的唯一方向.前一种倾向的后果就是文化质量与文化自由的沦落,人类要么在追逐财富与满足欲望的迷途上丧失自我,要么在高压统治与官僚专制中丧失自由,沦为奴隶.后一种倾向看似美好,却也注定是一场悲惨的乌托邦运动,文化虽好,却也终究离不开面包.任何一种行为必须关照到人类生活的整体,经济政治与文化,任何一个方面的强调或缺失都会带来人类生活状况的恶化. 威廉斯看到了自己时代的问题,民主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发展看似汹涌,却并未达到其真实的目的,文化革命一方面普及了文化,提升了社会大众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也确实催生了一大批质量低劣粗俗的“大众文化”. 威廉斯尽管不认同利维斯主义者关于大众的定义与批判,却也在事实上承认了文化质量问题的存在.与利维斯主义的分歧在于,威廉斯不认为这种文化质量的衰败责任在于“大众”,而是因为投机商人对文化生产的介入以及社会文化体制对于这种现象的无能.考虑到威廉斯的工人阶级出身以及他极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理解威廉斯的这种态度.他的学生伊格尔顿在一篇回忆威廉斯的文章中曾写道,“威廉斯本人毕生的政治追求完全是由他那种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并相互支持的早年人生经历潜在地培养起来的,这种经历使得他对人十分信赖,对困难和敌人毫无畏惧” .早年经历与后来穿梭于上流社会的观察使他确信,社会的问题不在于下层自己的同胞身上,而在这些由出身和经济地位早就的上流阶级所安排的社会制度上.尽管如此,威廉斯自己所设想的那种文化体制恐怕也很难实现他的设想.首先,由公共财政承担文化艺术活动所需的资金,同时还要保证文化艺术创作的自由与质量,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社会有实现这一设想的可能.现如今的文化系统已经十分庞大,即使假设有这样一个完全民主自由的政治前提,我也很难相信政府有能力预留足够的财政空间用以供应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耗系统.威廉斯设想文化的标准、生产工具与公共财政的分配则由这些社会各方面群体共同组成的信托共同体负责,只是他并没有交待拥有如此权力的共同体如何能够保证自己始终值得信托.文化的标准由谁来定始终都是个问题,如果可以完全不考虑文化欣赏者的态度,那么这种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是否会沦为孤芳自赏?如果是,那么结果恐怕并非是人类整体生活状况的改善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而是某种意义上社会区隔的进一步加大. 把分析的视角扩大到当下的时代,如果按照威廉斯的标准,这场漫长的革命直到现在也依然处于漫长之中.相比起威廉斯的时代,现如今商业体系对文化生产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多数文化发展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可是,即使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如此令人失望,文化的质量也并没有如威廉斯所想象的那样发生巨大的滑坡.如果我们回到《文化分析》一文中的文化主义论点,把当下的这种文化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现代整体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就能减轻这种关于“质量”的困惑.文化产业早已不再是原先法兰克福学派口中同质化、机械复制的蹩脚物,通俗化、差异化的文化形式为社会中的中下层阶级提供了共享文化,表达自我的途径,正是在这种日益多样化的文化形式中,当代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感觉结构得以表现.对大众文化的评析,不能想当然地借助某种未经仔细推敲的先验式道德判断,而是要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综合考虑这种文化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对普通人的生活所造成的切实影响.威廉斯在对文化经验进行描述的过程中时不时的表达出对经济介入文化的担忧,很难说这种担忧没有道理,只是文化需求与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肯定比威廉斯所认定要复杂的多.文化产业的受众远不是毫无分辨力的“消费者”,事实上,他们的文化口味正变得越来越挑剔,形式低劣的缺乏创造性的文化工业产品早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这层意义上说,至少不能认同威廉斯关于人类行为已经成为可预测的“需要模式”,尽管他们的品味不高,可毕竟处于上升之中.在这一点上,威廉斯失去了在构建文化理论时的理性,转而迷失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狂热中,这也正是《漫长的革命》的矛盾与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