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怎样灭绝的

语言是怎样灭绝的
语言是怎样灭绝的

语言是怎样灭绝的
看过一篇文章叫《语言为何会灭绝》,文章所诉如下：
语言的历史,大致来说就是一部语言的消亡史.语言学家估计,大约在公元前8000年,可能存在20000多种语言.现在只有6909种,而且还在迅速的减少.到2100年,很可能又会消失一半.这些语言最后的使用者逐渐过世,只有在某个落满尘埃的文件中还保留着那些文字,但更可能完全没有任何记载.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当Boa Sr在2010年去世之前,她怎么会成为一门语言最后的使用者?某些语言怎么会只被老人、而不被小孩所使用?对这些问题,有很多不好的答案.其中之一是全球化.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被用来描述全球经济和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或者指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
问题是全球化的后一层含义,是语言消亡的结果,而并非原因.另一个错误的答案是贸易和资本主义,它包含在全球化的前一层含义中.贸易不会使语言消失,就像它不会使其他种类的文化实践——比如绘画和音乐——消失一样.它反而会促进文化实践的交流并为它们的成长提供土壤,通常并不会抵制它们.从历史上看,地区贸易催生了很多新的通用语,结果常常是当地语言和贸易语言稳定、健康的通用着.只有当政府将一种贸易语言定为官方语言,采取语言民族主义（linguistic nationalism）政策,强加给人民时,贸易语言才变成“语言杀手”.
最重要的是,上述两个答案都忽视了一个问题,使用一门全球化的语言,或贸易语言不必抛弃自己的母语.为了参与到全球以英语为主的贸易中,日本青年就必须抛弃日语嘛?一个德国经理为了在说英语的办公室中获得成功,就必须停止对她的孩子使用德语嘛?如果你可以说两种语言,为何要放弃其中一个?
事实上大部分人并不会“放弃”自己小时候学的语言.只有当他死去或者无法用这种语言与别人沟通时,他才会停止使用这门语言.只有当语言的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过程被改变或中断时,语言才会消失.为了彻底消灭一门语言,你必须进入到家庭内部,阻止父母对孩子使用他们的母语.了解了这样荒谬的情况,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这怎么可能发生呢?
一个好的答案是城市化.如果两个操不同语言的人在内罗比（肯尼亚首都）相遇,那他们不可能说各自的母语,而会使用斯瓦希里语或英语,或同时使用这两种语言,因为它们都是肯尼亚的贸易语言.他们的孩子或许会从父母那里学到一些词汇,但到了第三代,他们家的母语很可能就彻底的消失了.在其他情况中,农村人被城市里相对比较简单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最终整个村庄都被遗弃了.这并非近期出现的现象.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灭绝可能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时期（Agrarian (Neolithic) Revolution）.人类放弃了游牧生活,选择有固定居所的农耕生活方式.随着这样的群落越来越发达,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如此.但贯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包括现代世界的某些地方,一门语言的使用者低于500人才是正常的现象.这些语言就像它的使用者一样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壮大.因为使用者本身在解体之前就只能发展到那样的程度.语言也是如此,很快会随着使用者的解体,而变成两种.但固定的居所改变了这一切,越来越多的人口会稳定的使用一种语言.
在米塞斯（译者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那个时代,很多人几乎完全没有语言学知识,但在他早期的著作中,米塞斯就已经开始理解语言的减少、与群落的成长,以及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
在原始时段,每一次迁移不光是地理上的变换,也造成了部落和宗族间文化的分割.商品交换还没有出现；因为没有接触,使相互间的区别越来越大,也出现了各自新的习俗.这些部落的祖先们生前使用着共同的语言,但现在却越来越不同.语言的分裂毫无阻碍的继续着.这些子孙后代再也无法彼此理解……对双方来说都有统一语言的需要.贸易的开始使不同部落间的相互理解变得必需.当独立的交易中间人完成了对语言的掌握,这一需求也就被满足了.
城市化是语言灭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确,城市的神奇特色会吸引外来移民,比如更高的经济水平,搜索成本降低,劳动力的分工提升,这些使资本主义成为可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因为经济原因而灭亡的.但这一形式的语言灭亡不应该是我们关心的,除非你是像我这样的语言学家,因为城市化带来的语言灭绝,是无数人为了获得城市的优势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总而言之,每种语言都有其各自的社会效益,而人们通过谨慎的考虑,放弃了原有的语言,以换取经济上更多的可能性.如果这是语言灭亡的唯一原因——或者哪怕只是最大的原因——那我们都无话可说.就像米塞斯说的：
既然谁也不能够以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来代替行为人的价值判断,那么,对别人的目的和意志下判断,这是白费的.谁也没有资格断言,什么事情会使另一人更快乐或较少不满意.批评者或者告诉我们,如果他处在某人的地位,他相信他会以什么为目的；或者,以专断傲慢的态度抹煞某人的意志和抱负,而宣称这位某人要如何如何才更适合于他自己（批评者）.
（译者注：本段翻译摘自：米塞斯,《人的行为》（上）,夏道平译,台湾远游出版,1997年,P62-63）
虽然是出于善意,但有太多人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价值观代替了别人的价值观.如果依他们的意愿,那些语言的最后使用者将会屈于苦难和贫穷,无法参与世界经济的发展,目的只为了传承他们的语言.诚然说这些语言的人本身也经常受错误观点之害,他们认为一个语言必定会被另一个所取代,或和另一个冲突.比如南非教育部正努力发展非洲本土语言的教材,但却遇到了家长的抵抗,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只授受英语教育.多米尼加的家长们更夸张,甚至拒绝对自己的孩子说当地的语言patwa.[6]如果他们能意识到对语言非此即彼的态度是错误的,大概就不会那么快就不再对孩子说自己的语言.但这一切最终只能由他们自己决定.
然而城市化不是语言消亡的唯一原因.不幸的是,几乎没有研究濒危语种的语言学家考虑过另一个原因：国家（state）.只有国家才有能力深入到家庭内部,用制度化的方式强行改变语言社会化的过程.
如何改变?最传统的办法是简单的杀死或驱逐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就像1923年美国在印第安战争中所做的.再往后一点,政府开始采取更迂回的办法,最主要的就是义务教育制度.
对少数族群文化的侵袭,没有比标准化、英语化的义务教育更为严重的了.它强迫孩子退出其家庭内的社会化过程（socialization process）,被要求说一种官方的语言,否则就要受到惩罚（经常会是肉体上的）.还赋予学校重新定义成功的权力,这本应由整个社会自发完成,而现在成功就是成为对国家有利的好市民.但这些都不是重点,义务教育最重要的影响,是使孩子从思想深处认为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文化是没有价值的,在现代课堂和社会中是无用的.使他们觉得传统的语言和文化只会使自己被同伴孤立,成为一个对集体有害的个体.
但很明显他们的语言的确是有其作用的.本地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被使用者重视有各种原因,比如因为这些语言在当地群体被广泛使用、用这些语言可以和长辈更好的沟通、使用者所感受到的历史传承感,以及口头或书面的语言习惯,或者是别的其他理由.人类行为学家（praxeologist）并没有办法评判上述这些观念,他们只注意到,自由的选择语言、自由的与人交际,这才会最好满足个人的需求,而不是政府的法令规定.不论是少数派语言还是通用语言,人们觉得什么有用,就会用什么.
而国家对上述方面一点都不重视.国家目的就是束缚个性,使个体成为和谐社会的好市民,而不是成为个人社会团体中的好成员.在国家眼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交际的自由被完全的忽视了.所以国家强迫很多地方居民成为陌生团体中的一员,比如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成为了少数派并且他们的语言不被重视.然而在家乡,掌握当地语言是在当地社区中生存并赢得声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其价值的.但在学校它变得了一个污点.在监狱一样封闭的环境里,从同伴那里感受到强烈的（甚至是危险的）压力,使得聪明的孩子很快就会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结果就是两个世代之前,在普鲁士模式的义务教育在全世界扎根之后,整代少数族群认为他们的语言是没有价值的,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便拒绝教授他们.现今大量语言濒临灭绝,正是一百年来文化霸权的结果.
虽然米塞斯本人有时候也会陷入误区,用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语言同化论（ethnolinguistic isomorphism）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但他还是意识到了语言自然的消亡和国家导致的灭亡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事实上他早期著作《民族、国家和经济》（Nation, State, and Economy）的整个第一章都在研究语言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写到：
操不同语言的人群之间的相互交流,所导致的语言自发的同化现象,与政府强迫的人为同化现象之间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如果个体被置入一个环境中,在那里无法与本民族人接触,只能与外族人沟通,那他们很快就会被同化.
这正是印第安事务局强迫土著孩子去寄宿学校,所达到的目的.这些孩子被切断了与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他们的民族——之间的联系,直到他们被美国的意识形态所同化,认为只有英语是好的,其他都是坏的.
这并非国家影响语言的唯一办法.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也是有背于语言多样化的.它是以单一国家、单一民族、单一群体为依据的.在《民族、国家与经济》中,米塞斯指出,在17、18世纪民族主义崛起之前,民族（nation）的概念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国家（state或country）这样的政治实体.民族是指那些有着共同历史、宗教,文化习惯和——最重要的——共同语言的人的集合.米塞斯甚至声称“国籍的本质是基于共同的语言.” 而国家（state）是另一回事,指的是精英和君主统治的国家政治实体,而不是人民的共同体（因此有了路易十四著名的“朕即国家”之说）.在那个时代,一个国家可能包含不同的民族,一个民族也可能包含不同的国家.
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切.就像罗伯特·莱恩·格林（Robert Lane Greene）在其优秀的著作《语言观的“言外之意”：语法洁癖、语言法律和身份政治》（You Are What You Speak: Grammar Grouches, Language Law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中指出的：
以前语言上的混杂给民族主义者带来了不便.为了使本民族强大到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些民族的成员,就需要团结成一个清晰的整体.说着不同的语言或者拒绝被统一标准同化是不行的.
米塞斯本人对此做过详细的阐述.尽管他终其一生都相信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但也注意到在早期,对多民族国家强加民主制度只会带来霸权和同化：
在多语言混杂地区采取民主制度,并不意味着采取民主自治.多民族混杂地区的多数决定原则（majority rule）,与单一民族地区是不同的；在混杂地区,对一部分人来说,这并非普遍规则,而是外来规则.如果少数民族反对民主制度的安排,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君主专制（princely absolutism）、威权制度（authoritarian regime）或寡头宪政（oligarchic constitution）,那是因为他们知道民主制度对他们来说与这些制度一样,都意味要服从其他人的规定.
从民族主义延伸出了民族统一主义（irredentism）理论,它主张将相同历史和种族的人民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下,而不论这些人是否使用相同的语言.就像格林指出的：
据估计,在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之时,只有2%或3%的新“意大利人”在家说意大利语.很多方言间的差别之大,就如同现代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
这促使意大利政治家马西莫·达泽里奥（译者注：应为Massimo d\'Azeglio）说“我们制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成为意大利人.”于是很快这些意大利方言便不复存在.
米塞斯曾经预测到：
如果少数民族不希望在政治上毫无影响,那他们的政治思想就必须适应整个环境；他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以及语言.
这基本上就是世界语言的故事.如我们所见,这是“国家”这个概念的历史,是民族主义狂热的故事,也是暴力同化的故事.只有当我们放弃对国家、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式的幻想,这个故事才会得到改变.
作者Danny Hieber是一位语言学家,致力于记录和复兴全世界濒临灭绝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