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如何辉煌?——对当下中国道路的一种思考和探讨

苦难如何辉煌?——对当下中国道路的一种思考和探讨
苦难如何辉煌?——对当下中国道路的一种思考和探讨

苦难如何辉煌?——对当下中国道路的一种思考和探讨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经苦难的考验,而成就其伟大辉煌的功业,古人讲：“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将欲扬之,必先抑之”,没有经历“天将降大任”之苦难洗礼的民族难以形成深厚的民族性格、不屈的意志品质和雄远高阔的目标追求.然而这种苦难的挫折、锤炼和打磨,为一个民族走向辉煌也只是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昂扬进取的强盛斗志,如何通过加减乘除一系列复杂的运算,让苦难方程式的另一边出现渴求的“辉煌”结果,则是时代给我们开出的试题和给予的考验.
记取历史,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没有历史感的人,一定会陷入“身份焦虑”的无根漂泊状态,存在乡关何处的困惑和存在感的虚化,不管他外表貌似如何强大,都无以安放悸动的灵魂.中国人经历了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踬踣前行,期间不管我们曾经多么急切的想打倒“孔家店”,多么努力剥离自身的历史传统和试图割断古老文化的脐带,历经苦难后取得的成功都不能让我们形成自身身份的确认、满足和安宁,因为一个经济上的巨人像一个在历史和文化上走丢的孩子,构成他血肉的文化基因开始形成一种内在自觉,要求我们要在历史和文化上认祖归宗和昌明自身的传统了,当下的中国绝不是几千年中华历史文明的他者和异端,而一定是其延续、创化与新生.
一定要诚实面对国族历史.对历史的真诚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不能把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肆意言说,而要以无限穷尽和抵达历史真实的努力来打造可确定的信史.一方面,那种以某种观点、主义或需要为指导对历史的阉割、剪裁和拼贴,其实是对历史最为深刻地伤害,这会带来受众极大的轻蔑和不信任感,当我们用谎言给历史加点水的时候,稀释的是受众的信任,醒悟“历史失实”的读者会把“盆子里的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从而逃离历史,甚至在逆反心理的驱使下有意背离历史.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中国古已有之的史官传统的正面价值.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刀俎的精神气节和操守,是对历史和后人的负责任.我们既有历史中苦难和辉煌的交互变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能人为的“遮羞避丑”,更不能一味“好大喜功”,而唯有坦诚直面,直面历史的真实,才能真的有镜鉴的价值和获益的可能,因为对历史真诚和对自我真诚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例如,持有这一认知后再看待中国近代国家建立的革命史、战争史和建国史,就会发现并体谅其中高扬民族主义旗帜的斗争特质,而不畏惧于西方别有意味的,把民族主义狭隘化、妖魔化的指摘和价值评判.
强化历史认同的文化纽带.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开头要求“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要求“一国之国民”要有“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而且不对历史报有“偏激的虚无主义”观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同时认为当国民具备这些认识渐多了,当国民和国家发生关系了,自身的文化才不会被征服和萎谢,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历史是产生文化认同和情感维系的重要纽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延绵已久的历史传统及其积淀,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而始终一统的关键所在.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就在于是内部意义上的王朝兴替,还是历史和文化层面上的拔根灭种,由此,我中华的疆域不仅仅是一个地理范围和政治话题,更是一个飘移着的文化历史的影响范域,即时空广大的泛“中华文明圈”.其中正史、野史、演义、话本、笔记、小说和戏剧,各种历史的变体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呈现、传承和复活固有的文化编码和文化基因构成,并在这个过程中寻唤意识形态主体的生成,生成和强化“想象的共同体”这一历史的文化的认同,建立强有力的情感和认知纽带.由此,可以说对历史的学习教育和不同形式持久而有力的言说,是有着鲜明的指向性、迫切性和现实性的,有什么样的历史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塑造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历史也是重大的战略问题,因为她总会在未来以某种方式复活、延续和存在.
在大尺度上增强自觉与自信.发展问题首先是一个时间长度的问题,我们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考量中国的发展问题,也就是着眼于未来才会更有信心.这一判断背后的逻辑不仅在于发展主义的“未来正义”的单一思路,还在于对于中华文明这一原初文明形态的担当与自信.我们不能单纯从三十年、六十年甚或九十年的改革开放、建国或建党的时间长度来解读中国的发展问题,即使这是主体或主要部分,在更广大的意义上来看,近代以来仁人志士的探索和思考,可以放在“中国的现代化”这样一个广泛认同的框架里来考量,一方面是对于“中国”的命名问题,一方面是“现代化”的转向问题.而在中华文明圈受到“西方的冲击”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只是一个先后早晚、发展阶段和规模程度的问题,那么不仅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和经历过的挫折值得谅解了,而且整个中华文明圈内的冲突和发展不平衡也都具有了暂时性与和解、敞开的未来,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终究或快或慢在实现平等的基础上,“共荣”的局面很有可能出现.然而这还不够,在更大的尺度上,可以说苦难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自我更新的阵痛,是凤凰涅槃之后的浴火重生,把一切异质文化的进入物,消化、吸纳、内化、创生,形成自我的新的组成部分.就如同从汉到唐几百年时间,对于传入的佛教文化的融合、吸收与化解,清末以来,中华文明面对西方这个强行切入的“他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更新、孕育与包容的进程,我们既要走出去,最终还是要走回来,这一过程充满了挑战、生机与可能,而且是自觉而必要的.
把握当下,回答我们到底是谁?真正的力量来源于无数次对现实的贴近和抵达,是立足于中国大地之上的求解努力,我们称之为“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曾经辉煌和有追求的伟大民族和独立国家,我们决不能在别人后面做应声虫和跟屁虫,而要有强烈而明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和自我立场界定,中国的当下就是我们最为丰富的存在和打开的可能性.
中国为何不能全盘西化?对于西方急切的拥抱、想象和呼唤,事实证明不过是一场迷梦,因为任何失去本土固有传统立场和自主权的西化,都是对自我的另外一种放逐、殖民与奴化.例如,土耳其在凯末尔执政以后20年代开始就大力推动全盘西化,在现代转型中力图彻底割断与固有的伊斯兰传统的关系,在宗教、思想、文化、教育和习俗上着力彻底铲除伊斯兰的影响,甚至在文字上都实现了拼写的拉丁化,全面向西转的结果,就是在1952年加入了“北约”组织,成为西方在东方的前哨,然而在1987年开始申请加入“欧盟”开始,就一直遭到拒绝,自此土耳其人才发现自己永远不能真正的融入“西方”,也不能再回到固有的伊斯兰文明圈,成为了一个不东不西、没有归属感的文化上撕裂的国家,更为严重的是社会上下阶层之间也缺少认同纽带的联系而出现断裂,可以说全面西化断送了曾经地跨亚、非、欧奥斯曼帝国的雄心,瓦解了民族与国家的共同体认同,也“窒息了土耳其人在文化与心灵上的生机”.再看台湾的例子,经过60多年的现代化转型,台湾人在生活方式的微观层面已经推进和实现了“文明化”,也就是西化,中国传统文化生态遭到了较为彻底的破坏,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一种失落无根状态和承受着普遍的现代病,于是我们见到如“汉生”等文化公司开始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发掘与整理,但这种整理一方面局限于商业化的广告或“设计”层面的浅表,另一方面他们发掘和整理的目光集中在大陆的原生态的文化形态,这也印证了大陆某些学者所持有的“民间”立场和认识的可贵之处,这个活在民间的文化“中国”,其实是指中国固有的文化生态还在民间的生活方式和家用日常的“民用大道”中被保留和传承着,这就是生动活泼的存在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期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透过食物展现的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展现了传统的魅力.在智识层面,包括以百家讲坛、凤凰大视野和各类开讲为平台形成于丹、易中天、纪连海、蒙曼等历史文化讲座热,以王财贵、南怀瑾等人倡导的由南至北、企图恢复经典文化的“读经”运动,蓬勃兴起的民间“私塾”、“学堂”教育和中医、养生文化热潮,都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和需要,其背景要在大众文化和民族时代的心理需要层面来解读.总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现代化要与固有文化传统具有传承性、接续性,并根植于文化母体凸显固有文化的主体性,也就是与中国广大的实际和历史文化的结合,也就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化西”,而不是“西化”.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在西方视角和西方价值体系的逻辑下,九十多年来,对中国革命和发展建设的预言和判断,很多都失效了,这中间存在着一个历的、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文明类型上的鸿沟,所以中国人不能完全来听从别人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走什么路,而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自己闯出一条康庄大道来,而且这条道路也要为整个人类的发展提供类型借鉴和选择的可能.毋宁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是一个向西方学习并不断唤醒身份自觉、发现和重新建立自身价值传统,而对“西方梦”显影和祛魅的过程.甘阳在《三种传统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中指出了中国目前社会中的三种传统势力：“第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我们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而中华文明未来的形态,很可能是三种传统在相互冲突之间的磨合与交融.”儒家传统解决的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价值立场的问题和灵魂归属等精神层面上的问题,而以毛为代表的革命传统则提供了对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衡,其革命的、平等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选择既深植于传统中国的“大同”理想,也具有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需求,就像中国乡镇企业等集体经济在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对于社会效益、民间利益诉求的角色担当,与单纯利益最大化的资本运营模式和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在他国的“飞地”状态已经有了根本上的不同,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上给我们提供的优势和“人民”历史观、价值观的意义,而中国就是要在后冷战时代的冷战结构、地缘政治上的合围以及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下实现成长壮大与战略突围,就必须坚持并丰富其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甘阳在《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关于中国的软实力》中指出：“中国古典文明的理念和价值是需要社会政治制度来支撑的,不可能凭空的存在.……现在中国的古典文明理念和价值需要依赖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支撑和保护.这里应该同时指出,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传统,是坚持中国文明自主性的传统,我相信,如果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实际只能沦为半殖民地,也就根本不可能再保存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在这一认识判断下,中国既不能丢掉既往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精神血脉,也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甚至可以思考：“为什么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纷纷失败了,而中国却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着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迈进?”那就在于中国的国情、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历史的、内在的深度契合,就像我们的“以法治国”要有“以德治国”来构建“和谐社会”,中国走的是一条以“儒家为主干古典精神文明和价值”为鲜明印记的社会主义道路,甘阳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习惯冠以“中国特色”来命名.
我们要做怎样的历史在场者?我们不能把当下的不尽如意之处完全归咎于古人,更不能不负责任地推给后人,作为历史在场者,当下有着极为切实和重要的意义.笔者倡导一种“积极的、建设的、入世的”姿态,多做一点有益于社会人生的事情,尽量起到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一个方法问题.在立场上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立场,在认识方法上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从而做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实现知与行的合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进行深入客观的批评不是目的,而是一个通向解决问题的路径,是本着建设意义的方向上来处理和寻求解决之道,这里面就有个立场问题,甚至方法问题也集中体现着立场,明晰了“为了谁”这个立足点,讨论“怎么办”才有意义,才不失社会主义的底色.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要深刻检讨现存的悲观失望、全盘西化、民粹愤青和盲目乐观等社会情绪和现象,而不仅仅就现象说现象,在认识上随波逐流、不明根源、片面孤立.那种失望投降和对全盘西化认识不清的观点,是失去了与中华文化的关联和深入了解的信心和力量,错认异乡作故乡,在文化上认了他人的祖宗.究其原因,一是在于没有在足够开阔的视野宽度和时间长度上来关照中国的发展问题,二是因为西化教育过多而对传统文化和历史学习的不够空乏了对自身传统的认识和削弱了情感维系,三是传统生活方式在其身上的消亡也取消了文化的生动性和再生可能.而那种民粹愤青和盲目乐观的情感躁动和认识上的幼稚病,带有极大的自我遮蔽性,很多时候被错认为“爱国”,因为任何失去理性的、非建设性的、负面价值的情绪、认识和行动都是有害无益的,民粹主义的封闭性和盲目自大在清末就已经造成了固步自封的百年之辱,我们作为一个有着绵长历史传统、成熟而有追求的民族要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前瞻性的视野和积极的态度,努力做到“不幼稚过激、不空想自大、不消极懈怠、不愚顽贰过”.作为历史在场者,我们绝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在几大文明的长跑竞争中,输掉这一棒.
面向未来,知道我们到何处去?有了方向才有真正的力量,这一价值功能是精神信仰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外有些学者批评我们：中国难以称为真正的大国,因为他们只输出商品,而不输出有原创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模式.我们要承认：中国还在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只是发展阶段有先后和程度的不同,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我们发展的道路,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要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建设过程中来探索、建立和形成我们的“精神产品”,凝聚人心、输出文化、影响世界.
信仰体系的更新与建立.精神成果的发展紧紧依存于实践的发展进程,但是实践又须臾不可离开精神信仰的支柱作用,《中庸》开篇便讲：“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信仰即如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按照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意识形态和警察、军队等物质层面的国家机器一样也属于国家机器,是凝聚人、团结人、统治人须臾不可缺少的“隐形”存在,如同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兽.近代以降及建国以来,通过革命、战争和发展建设,我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地位,并随着实践的丰富发展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体系,但是在微观层面、民众的生活信仰层面和个人化的空间,这些理论的意识形态包装过于“生硬”,缺乏抵达的穿透力和亲和力,以至于在某些人群出现了“信仰坍塌”和“价值空洞”的现象,用其他理论动摇、代替和掏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信仰.针对这一实际,一是要把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爱国主义的主流融入到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文艺作品中去,大力发展影视、文学、戏剧、书画等文艺工作,用亲切可感的艺术形象、艺术魅力和故事情节打动人、吸引人、感染人、引导人,实现对人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寻唤.二是要紧密结合时代的思想实际来发展和建立意识形态信仰体系,以不断来讲述和强化其合法性,例如各种革命纪念碑、军史馆、历史博物馆等各类纪念、教育和祭奠场所的建立,各种回忆录、史志图书的编纂以及在大学、研究院所相关专业的设置,就是通过把革命历程和政党、国家意志行为纳入历史化的叙述和研究序列,以及通过各类英雄、烈士的“典型化”和对其牺牲的“崇高化”,从而把国家及其意志“神圣化”和“合法化”,使得关于“国家”的话题具有了精神上的超越性而上升到信仰层面,以保持稳定、团结民众、凝聚力量.三是要充分发掘和继承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合理部分,进一步实现意识形态的“中国传统化、现代科学化和革命民主化”的融合与创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建构、更新和发展极具影响力、感召力、生命活力的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丛林”体系.意识形态工作既宏大又微观,可谓“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关键是大要大的能提供方向感和归属感,小要小的有切身的关联和实现身心平衡的作用,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是极为隐蔽的,不能显现和“穿帮”,要像溶于水的糖和盐,不见其形,但得甜咸.
世界新秩序的中国换算和标准.张载曾为国人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担当,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背景下来看依然有效,因为中国价值给世界提供的不是建立在欲望“稀缺性”基础上的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遮蔽其他可能性及消解多样性声音的单一化路径,而是有着“风乎舞雩”大同理想、仁者爱人情感底色、推己及人泛爱于众、天人合一自然伦理、包容涵纳各得其适的和谐世界.应该说,世界需要的是在文化、价值、艺术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多元化的生态“丛林”,为人类的生命和灵魂的存在与完善提供和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来,而不是一种逻辑主义的、实验室科学化、产业标准化的、存在于人类想象中的、一厢情愿的人间世界,这必将物质化人类、工具化人类、低劣化人类以及从根本上弱化人类的生命、自然、进化及社会组织能力.所以,我们要足够警惕“全球化”对全世界多样性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格式化”.对现存世界图景的解读、展望和设想,历来都有着不言自明的各自立场的“扭曲”镜像,因此为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也就必然带有西方价值和利益诉求的编码.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强大而有尊严的民族和国家,就要在平等交流对话的平台上,把单纯的以西化我为主要价值内核的全球化变为多元共融、共享、共同繁荣发展的全球化,这样我们要在战略上占领主动权,着力以中国的标准来换算、表述和建构自身和世界的图景,也就是要在“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打造世界文化、经济与军事新秩序,摆脱长期以来新旧殖民主义的桎梏,即使我们走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道路,也不能做西方的跟屁虫并千恩万谢地接受其不合理国际秩序下的盘剥.在这里我们还要警惕以西方标准和视角对自我的殖民化想象和对西方认同的渴求,如文学诺贝尔奖情结、影视奥斯卡标准和对西方媒体“CNN”等的迷信,我们要警醒,要自强,也要被听到,被尊重,不仅要成为世界的参与者,也要成为立法者.
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文明是一场最为持久的渗透交流与全面的战争,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竞争和战争打到最后,政治、经济、军事都是一个过渡而已,最后还是落到宗教与文化上来,是一个文明的总体战,是一个通过削弱、吸纳、消化或分解等方式,使对方成为我方从而取消其独特性的过程.五千年文明史,我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都处于强势地位,即使发生外族入侵,在文化上也逐渐将其化敌为己了,历史上的无数战争和民族大融合造就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也展现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包容”和“消化”能力.我们现在大致可以把世界归入基督教文明圈、伊斯兰教文明圈和儒家文明圈这样的格局来分析.其中儒家文明圈也就是中华文明圈在近百年以来受到了基督教文明圈殖民化打击的破坏和弱化,但是全世界跟从西方的逻辑发展,被卷入了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这已经充分证明了其悖谬性和“此路不通”；而近些年来出现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911”撞击世贸大楼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呈现出难以调和的危机,既凸显了基督教文明的自私性、排他性和攻击性,也凸显了伊斯兰教文明的封闭性、极端性和暴力性,两种道路都值得进一步商榷和考量.然而中华文明圈在经历了西风西雨的吹打与融合后,逐渐强大复兴起来,大有“王者归来”拯救世界经济的气派,为什么世界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争、贫穷、疾病、敌对、萧条、隔阂和欺诈,不能尝试一下另外一种道路的选择?中华文明可能是其他文明的一个桥梁、纽带、通道和全人类文明的“试验田”,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古典文明、革命史、现代化史乃至“文化大革命”都有了别一番意义和解读的可能性.就其正面价值来说,我们在各“亲其亲,子其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逻辑下具有足够的包容力量和提供了历史文化上的精神准备,走出去的中国人只要走不出中国的文化,他必将带着“他者”再次走回来,带着“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豁达和从容,这其中有我们的雄心,更有我们对世界的体贴.遵循中国文化“仁者爱人”、“以和为贵”的智慧,沿着建造和谐世界的路径走,世间即天堂；从西方敌对、排他和争端的视角观照,通过战争和压迫的手段来做,人间即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