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 ：城市文化与大众美术：1840－1937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1]

【找论文网 - 艺术类论文】
百年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包括经济技术、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从农业手工业社会走向工商业社会，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社会意识形态、精神价值取向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从19世纪中期开始，高度专制的全能主义的传统社会逐渐瓦解，多元现代社会初现胚芽。清王朝覆亡以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现代性进展迅速，尽管广大农村边陲地区现代转型艰难缓慢，发达地区城市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往往孤立、飘浮、脆弱，却辐射出了巨大的能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城市为基地，塑造出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城市化与城市大众文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期以后，广州、香港、上海等新兴城市有了与北京、南京、苏州、扬州等传统城市越来越不相同的城市面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中国本土的民族工商业资本势力共同构建出了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与传统社会以贵族、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匠人为主体的文化孕育出传统美术形态不同，城市文化作为以市民为主体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流行文化，孕育出现代性的美术形态。正是在现代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具有现代性的城市文化环境中，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得以发轫和开展。
社会的基本层面是处于底层的草根平民，民间草根文化是社会最基础的文化堆积。社会风气的变化往往从社会底层草根平民层面开始，社会文化的转型首先是社会基础草根文化的转型。新的城市生活空间和市民生存方式构建出追逐商业利益、追求金钱消费的城市大众美术，城市大众美术背离了传统社会文人士大夫主导的审美取向，从而使中国美术进入了现代性的境地。大众美术作为与精英美术异质的美术形态，既有着与精英美术相脱离的俗雅之分，又成为精英美术得以实现的动力和资源。社会大众美术与学院精英美术的互渗与互动、精英美术与大众美术边界的跨越与提升，是20世纪中国美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延续与变异：1840年前后广东的外销画

商业贸易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交往的重要路径。商业活动不仅是物的关系，亦是人的关系；商业活动不只是物的流动，亦是人的流动；商业活动既是经济的活动，亦是文化的活动。15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洲各国纷纷开始规模浩大的航海活动，前往海外寻求财富，以实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人类历史进入“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序幕因之开启。1513年即明正德八年葡萄牙船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屯门，4年后获准在广州登岸。1535年即明嘉靖十四年，明王朝政权正式允许外国商人进入澳门贸易。1557年即明嘉靖三十六年外国商人获准在当地建屋居住，澳门逐渐发展成为唯一允许外国人定居并从事商业贸易的中国口岸，大批中外商人前来澳门互市，澳门与广州构建出珠江三角洲海上商业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几乎垄断了16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对外商业贸易。
广州城市日益繁华，中外商贾云集，称为“十三行”的中国商人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贸易事务，具有半官方性质，外国人称他们为“皇商”。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国人等行政权。外国人一切陈情要求，必须由行商转呈，不得与其它中国商人交易。 对外贸易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广州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清人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描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各国通过行商在广州设置商馆，外国商人在商馆居住和办公，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被称为“十三夷馆”的外国商馆是十三行对外商业贸易特区的组成部分。1715年即清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此后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商馆相继设立。外国商馆前面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在中国土地上展现出异域的风情，西方文化透过商业贸易的管道渗入中国。
在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本土不同地区商业文化的交流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展。明清时代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文化互补和交流，富庶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广东民众仰慕，城市商业文化亦弥漫苏州杭州江南城市的气氛。清人何渐鸿作《羊城竹枝词》述：“茶商盐贾及洋商，别户分门各一行。更有双门底夜市，彻宵灯火似苏杭。”江南时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颇为盛行，苏杭妇女服饰在成为广州妇女时尚的装束。在何渐鸿所作《羊城竹枝词》中亦有这样的描述：“苏杭髻样细盘鸦，对对梅钗压鬓斜。茉莉素馨都进却，巧装玫瑰剪袈裟。”明清时代随着珠江三角洲对外商业贸易繁荣，文化艺术亦得到了很大发展。广东工匠制作的器物人称“广作”，可与苏州工匠制作器物的“苏作”媲美。广东地区的工艺制品如号称“广缎”的丝绸艺术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