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怯懦在折磨着我们[1]

　　我们该对这个浅薄，衰朽，物质化的 时代 说些什么呢？早在1970年，没有自由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就在他对外发表的演说词中坦率地说：“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索尔仁尼琴是有权力这样说的，因为他终生都在为反抗一种专制的境遇而斗争，进而为正义挽回了一个可贵的说话空间。可在同一时间的 中国 ，人们正在举着红宝书，用拳头，唾沫，手榴弹实践着一个昏昧的有关偶像崇拜的理想。全国上下都在说一样的话，都在用一个脑袋思考 问题 ，而且，其中不乏留学多国、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几十年以后，当我读着一些记述“文革”磨难的文字时，依然无法抹去我心头的困惑：为什么偌大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会在那些愚蠢、荒诞的问题上达到可耻的一致？看来，一个缺乏理性启蒙，一直处于蒙昧之中的民族，是很容易落到自身的非理性的危险之中的。

　　我常常在想，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在那个集体造神的岁月里，岂能不知“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这类话的荒唐呢？可是那些被蒙在鼓里的人，还在监狱，牛棚， 医院 的油灯下，写着糟蹋自已、奴颜卑膝的长篇检讨。我真的感到悲哀。拿三十年代就被鲁迅说成是“奴隶总管”的周扬来说吧，1975年当专案组通知周扬出狱时，周扬则提出给毛泽东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结果他比同狱的夏衍晚一个星期出狱。我不知道周扬写的是什么，但我期望有一天谁能够将“文革”时期所有重要人物的检讨书结集出版，那一定是最珍贵的精神资料，也将是鲁迅所说的我们这个“不悟自己之为奴”的民族的生动说明。鲁迅还在《坟·灯下漫笔》中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当我读着这些先知般的文字时，我的确是觉得鲁迅太伟大了。

　　由此，我又追忆起童年所读的童话《皇帝的新装》，直到今日，我才读出里面含示的令人震惊的深刻，它像一个预言，不断地应验在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时期。只是，在我们这个民族，还很难找到《皇帝的新装》中那个道出真相的“小孩子”，以致谎言遍地。“革命军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写的《革命军》中说的没错：“中国人无 历史 ，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这样，由一些被奴役而缺乏精神自觉的人所写出的中国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可言也值得怀疑了。张爱玲说，历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胡适则说，历史像一个小姑娘，你怎么打扮她都行。这些话背后都透着一股无奈，是的，为了让后人能够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灵魂，需要有一些人在怯懦者的残骸中勇敢地站立起来，把我们所遭遇，所忍受，所看见的劫难与耻辱写下来，用我们的心灵与道德将它写下来。今后的文学若还有什么意义的话，我想就在于此。我们再也不需要谎言，再也没有时间在风花雪月中逍遥了，我们渴望在真实中进入二十一世纪。索尔仁尼琴有一句名言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正是为了保存这份真实，巴金才倡导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我想，我们还需要有勇敢的人去写一部真正的文革史，从而让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机会了解事实的真相。

　　这就需要所有在这场劫难中活下来的人，都来反思自己的怯懦与罪行，这是苦楚而辉煌的。每个人都要告诉自己说，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可是，当这样一个话题摆在有关的人面前时，我们所听到的都是一片托词，诸如“大家都这样”啦，“迫于无奈”啦，“心有余而力不足”啦，等等，在这些托词的背后，我们只有无奈和悲哀。它又让我想起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变色龙》中所揭示的那个叫奥楚蔑洛夫的见风使舵的小人。《变色龙》，《皇帝的新装》，连同鲁迅的小说，是我最敬重的文学段落之一，我惊异于作家们能够在那么简短的篇幅里，把人类生活中某种阴暗的境遇表达得那么充分。也许，文学所能达到的辉煌，大抵就如此了。应该引导人们来重新认识这些文学的警世意义，以成为我们当下贫困心灵的精神资源。

　　也偶尔有一些让人欣奋的段落。不久前，我在李辉编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中读到一篇当年一个北京女中学生写的回忆文章，题目叫《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文章以忏悔的心情叙说了自己在批判吴晗的运动中的蠢行，诚挚感人，读过之后，我们不单可以原谅她的错误，还会为她那敢于面对自己错误的勇气而肃然起敬。还有，郭沫若的六子郭世英在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 哲学 系 学习 期间，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 社会 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的小组后来被打成反动组织，郭世英也于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今日我们也许会忘记郭沫若的诸如《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这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