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价值理性的恢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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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具理性成为理性的中心，是一种 历史 的误会。抛开理性的先验根源而在已成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普遍价值的根据， 则是 现代 的相对主义与独断主义的共同误区。唯有恢复理性在价值领域的终极判准的地位，才能在有普遍效准的价值原则与冒充权威的价值教条之间划清界限。

[关键词] 价值 理性 工具理性 现代性 道德

近代 哲学 的经验主义传统是被认为与理性主义传统相对立的。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主要从经验主义导出的 科学 主义，却成为今日理性主义的代名词。由此可以看出，工具理性之“理性”与原本理性主义意义上的理性简直就是南辕北辙。本文不打算探讨一般的理性 问题 ，而仅想在与工具理性的对照中为价值理性的恢复作些概念性的准备。

一、现代性与价值理性

从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直至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价值上的虚无主义运动似乎走过了一个完整的段落。结果是，对理性的工具性理解从此成为人们基本的思维定向。因为理性被放在信仰的对立面，而传统中作为信仰源头的神性又被当作所有价值的权威，对理性的工具性理解就等于在概念上潜在地否认理性在价值判断中的地位。尽管哲学家们始终都没停留过借助理性寻求价值第一原则的尝试，这种尝试及得到的结果，并没被 社会 当作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于是，随着作为价值唯一根据的教庭权威性的瓦解，价值判断陷入了独断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拉锯战。这并不奇怪，因为相对主义与独断主义初看似乎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倾向，经过仔细 分析 却会发现，它们往往是同一个硬币的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

独断主义至少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哲学上的独断主义，这里，思想者运用理性对基本信念进行刨根揭底的探究之后，自以为找到了唯一可能的出发点并得出了唯一可能的答案，于是他就很难有心倾听其他思想者的声音。第二种是偏执性的独断主义。这种独断主义者排斥理性对基本信念的批判分析，把自己的信念基础完全托付在个人已往历史的偶然事件上。也就是说，自己成长过程中某些偶然事件或某种 教育 背景使他们形成了某种习惯性的价值观念，他们就把一生交给这种习惯性了。他们对自己信念进行辩解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受到这样的教育，经历过这些事件，我就必然形成这样的信念，谁也改变不了我。因而，我只能以我的尺度来评判社会上的人和事。很明显，这第二种独断主义是与相对主义一脉相通的，其关键点在于以信念形成的历史原因的追索代替对信念本身的理由的追究。这样的偏执性思维，导致了现代人在价值判断上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我必须在判断自己和他人行为时把自己已经形成的信念当作唯一的依据，这就是意向性行为上的独断主义;另一方面，我又必须承认他人有与我不同的成长史，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基本信念，而这种作为习惯的信念与我的信念是对等的，这就是在反思层面的价值相对主义。

这样的二律背反，在很多学者那里也未能幸免，这就导致了一些探索在现代化的道路上 中国 向何处去的学者们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时时言不及义。以历史文化的代言人自居，他们试图劝诫人们回到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中去找寻价值的资源，而在这样的寻求的过程中，他们又往往以对价值观念形成的历史的阐述代替对观念本身的评判。在他们看来，文化传统的延续，不是传统内部活跃因素无止境地向过去挑战开拓新的疆界而 自然 留下的轨迹，而是自命的精英们有意识的继承行为的结果。这样，他们时时不自觉地把理性排除在价值判断之外，以文化继承者的名义实行价值独断主义。这样的独断主义者在行为上似乎是绝对主义者，但在理念上又必然是以传统为参照的文化相对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可能承认一个与文化传统这个被他们设定了的最终参照无关的其他尺度的存在的可能性。这样，他们等于是说：“我知道不同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具有对等的有效性，但既然我们被这个传统教化成只相信我们自己的这一套，我们只好无视这种对等性了”。或者更具体些，他们就干脆说，“我们既然是中国人，就要采纳我们的中国先辈留下的价值观”。如果这种相对主义只用在传统内部事务上，还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圆性。但这种态度往往是在涉及跨越文化的价值判断时显露其偏执的，这里的偏执倾向，虽不一定总具很大的伤害性，却免不了有相当的反智主义色彩。

在国家权力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现代性有两个与这里的论题直接相关的特性：政府对市场竞争在 法律 协调下的自由放任和政府对每个公民私人生活中价值取向持中立态度。参与自由竞争的人虽各自有不同的欲求，但是由于除 政治 权力之外的其他欲求几乎都可以通过占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后得到满足，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只需把货币当作占有的对象。而货币的使用，则属私人生活的领域，在这里，人们可以把货币的公共符号价值转化为各自不同的私人欲社会学论文